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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叠加“抗议”,美国之乱何解

2020-06-29 09:40
来源:加拿大怎么一天稳赢500—加拿大28统计网

孙成昊

2020年,美国乱象纷呈,疫情、裔情、选情三情叠加共振,美国政治与社会深度撕裂。如果说,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和失控对美国大选而言是只“黑天鹅”,那么,由“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族裔冲突则是大选期间闯出的“灰犀牛”。这两者都让美国的制度性、结构性问题暴露无遗。

政治制度性弊病突出

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曾在《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本应服务于公共目的的政府制度,已被强大的私人利益集团利用。他认为美国正在经历包括党派政治极化、利益群体崛起等制度性弊病,而这些都在这一轮疫情和裔情危机中得以体现。美国一系列政治制度弊病大大影响了美国政府抗击疫情的效力,是造成疫情蔓延的重要因素,同时,也让族裔冲突难以缓和。

第一,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的激烈斗争让疫情政治化。特朗普执政以来,两党斗争从未停歇,党争乱象在疫情初期极为明显,民主党攻击特朗普政府低估疫情威胁,而特朗普扬言民主党将疫情政治化,只为打击其执政能力。两党在大选期间互打“族裔牌”也让冲突在短期内愈演愈烈。在美国近期的抗议活动中,特朗普出于选举需要将自己塑造为“法律与秩序”的维护者,试图将不同性质的示威者混为一谈,将族裔冲突视为改善自身支持率的机会,以求复制2016年的胜选经验,从民众分裂中捞取政治资本。民主党则寄希望于扩大抗议声浪以削弱特朗普的执政形象,任由骚乱蔓延。

第二,美国作为联邦制国家,在疫情期间无法做到“全国一盘棋”,对于疫情较为严重的地区,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想法不一致,政策协调步履维艰。特朗普政府为尽快稳定社会经济和民众情绪,不顾疫情严峻的现实,一度提出尽快结束社会隔离提前复工。这种想法遭到了美国部分州以及地方政府官员的反对。包括加利福尼亚州、纽约州、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在内的多州发布严格“居家令”,有些州还把社会隔离权力下放到县和市,实施更为严格的“隔离令”,但佛罗里达州、田纳西州州长却表态支持联邦政府。一国多策的现象让美国民众无所适从。

第三,疫情暴发恰逢美国大选年,选举政治让特朗普政府的疫情应对复杂化。特朗普把疫情应对与选情挂钩,一方面宣称国家进入紧急状态,自己是“战时总统”,希望借此助推支持率。把对自己不利的国内舆论“甩锅”给民主党甚至中国,通过制造国内分裂、挑动排外主义,试图重演2016年大选的乱中取胜。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在应对疫情时,考虑经济安全多于民众生命安全,以致贻误战疫时机。

特朗普政府在应对疫情时迟迟才肯启动《国防生产法》就包含了上述政治考量。美国媒体《名利场》披露,特朗普此举是由于美国一些大企业担心此法对营商不利,显然,在大选年,特朗普更关心这些利益集团的得失。

社会结构性矛盾深重

除政治因素,严重的贫富分化是美国社会绕不过去的问题。在疫情和“弗洛伊德之死”的双重冲击下,贫富分化的结构性矛盾凸显,贫富差距所导致的医疗资源分配不公以及种族矛盾所导致的阶级分化,都是美国社会的深层问题。

美国富人愈富、穷人愈穷的现象突出。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2018年全美收入前五分之一的家庭占据了美国家庭总收入的52%。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美国的贫富差距问题在七国集团中最突出。

美国出现了中产阶级整体缩水的历史性变化。40多年来,美国社会一直是中产阶级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橄榄型社会”,但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一份研究报告,这一结构在2015年年初跨过了“临界点”,属于中产阶级的人数约为1.208亿,而在之上或之下的人数总和已经达到1.213亿左右。也就是说,这颗“橄榄”已经变形,中产阶级正在萎缩;同时,“富人越富、中产缩水、穷人更穷”的趋势更加明显。

美国社会贫富分化源于其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济模式和社会政策。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济增长必然造成依靠资本收入和依靠劳动收入的美国人财富差距拉大。同时,一味吹捧“市场万能论”却忽略了政府在二次分配中应有的作用,美国政府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进一步加剧了贫富分化。

今年的美国大选年注定不平凡,美国社会与政治的分裂已达空前程度,民众对生活状况、社会现实失落沮丧,对华盛顿的低效政治、诿过推责心怀愤怒。贫富分化、政治极化、两党恶斗、族裔冲突交织叠加的状态将长期伴随美国,成为美国民众不得不面对的常态。(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王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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